大型煤企出手 4月煤价企稳？

浙江省分别设计纪检措施文书和监察措施文书、纪检立案程序和监察立案程序，明确以监委名义获取的证据可以用于认定违纪问题，使执纪审查与依法调查既相对分开又有序衔接。

二、我国司法公开具有更加开放、主动、多样化的特色 中国的司法公开既吸收了世界各国知情权运动和司法公开的成果，又在深度、广度和方式上体现了强烈的中国特色，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贡献。利用网络技术，这样大规模的推进网络视频直播，这在这世界是绝无仅有的。

一、司法公开充分体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人民知情权的重视 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中，司法公开是大力推行、行之有效、成果丰硕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。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公布裁判文书1448万份，总访问量达4.1亿人次。就司法腐败而言，金钱案、人情案、权力案，是其具体表现。截至2015年年底，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总访问量达87.85万人次。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，规范司法行为，加大司法公开力度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。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，坚决杜绝暗箱操作，要求在司法公开的内容和方式上，切实做到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、程序、流程、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，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，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。各级公安司法机关、监狱机关应当加强门户网站建设，对拟公开信息进行分类或者在官网上设置不同的栏目、板块，减少用户检索难度。众多的重复信访案件就是一个例证。

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各种维稳措施的表面强大，仍然无法掩饰它的功效日渐式微。时至2010年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官方正式宣告如期形成了。所以，它仅仅是一支治疗绝症的强心剂而已。大调解如果要法律框架内运作，那么每个具有调解功能的组织、机构依法行事即可，所谓大调解又何大之有呢？但大调解如果要在法律框架外运作，则合法性又从何而来？假如大调解失去了合法性的支撑，那么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宗旨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协调？当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尚未发达时，我们究竟是选择发展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，还是弄一个大调解来与之所谓协调发展？如果大调解的要旨是维稳，那么它怎么能够成为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多元途径呢？为什么我们要抛开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？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调解优先？判决不能解决纠纷的根源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连这些问题之所在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就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弄一个大调解来替代诉讼机制，是不是有本末倒置之嫌呢？况且，有着运动式执法太多痕迹的大调解过于意识形态化，与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紧密相关。

大调解的滥用，虚置了现有法律为纠纷解决而设计的各种制度，或者把这些制度贬降为大调解的附属品。可是，即便在这样高压势态下，为什么当下社会中还不时传来一些枪声或者爆炸声呢？社会秩序越来越不稳定已成事实，也是一种社会共识。

一个严重的社会事实是，社会阶层分化，财富过度集中，权贵的摆弄特权以及弥散在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思想，已经将我们这个社会撕出了一道道深深裂缝。作者简介：章剑生，法学博士，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。但是，调解优先使得大调解成为一切纠纷解决的首先常规方法。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，在社会尚未发生碎片化之前，填补这些裂缝的唯一有效方式是保护权利

党政联合发文不仅是可行的，也是必要的。党内法规的法治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法律的法治 虽然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但不等于二者是独自的、分开的、毫不相干的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，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，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，并把加强建设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提升到构建法治体系的高度，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五大体系，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、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、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、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。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，指的是党内法规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要求更严格，而非对违反国家法律的党员和非党员在定罪量刑上不一致。

党制定党内法规，调整党内关系、规范党内生活，为党组织和党员提供行为遵循。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，是一切制度的根基，任何组织和个人，都必须遵守宪法规定，坚持和贯彻宪法确立的原则。

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是党和人民意志的反映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。党内法规反映了党员和党组织的意志，具有了在党内实行的公共性、规范性、普遍适用性。

党内法规的法治不同于国家法律的法治 虽然国家法律、党内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、监督、保障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但在这个法治体系中，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法治情况又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区别，因此，不可将党规与国法相混同，更不能用党规来代替国法。从实践看，这一过程通常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充分的调研，需要征求社会各方面以及不同阶层、地域等群体的意见，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、几十年的时间。党内法规、依规治党和国家法律、依法治国，要两手抓，并且两手都要硬。党内法规的法治不同于国家法律的法治，可以用一高一严来说明。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，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，这个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，也是党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决定的。

如同国家法律必须通过法律的实施才能体现它的生命和价值一样，党内法规的生命力也在于它的实施，在于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提高，这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实领会法治精神，带头遵守法律和党内法规，带头依法办事。●党内法规的法治不同于国家法律的法治，可以用一高一严来说明。

高，即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。而中国共产党又处于执政地位，代表着国家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，这样的公共性、规范性、普遍适用性虽然只在党内实行，但也自然地能够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。

在现代法治国家，法律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具有基础性作用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。在党内法规中对党员做出更严格要求的规定，这既符合党的宗旨，也符合人民大众对党员、对党的期望。

党的历史使命越光荣，奋斗目标越宏伟，执政环境越复杂，越需要党炼就百毒不侵的金刚之身，越需要巩固党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，越需要全面从严治党。这种联合立法的做法，在当代中国有利于高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勤政为民，以身作则，讲党性、重品行、作表率，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等等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保障作用。

现实中已有事例说明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定工作尽管在主体、程序等方面有很大差别，但由于规范对象在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载体的同一性，使得党和国家可以共同制定一些法规制度。当前，对于中国大量的公共治理问题，比如环境污染、公共安全等问题，不仅政府责无旁贷，执政党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。

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，这个高指国家法律是所有公民的行为规范。严，即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。

这说明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的，而没有依据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依规治党，就没有依据宪法和其他国家法律的依法治国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完全应当包含党内法规体系。党依法执政，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，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，党内法规着眼于全体党员，体现党的主张，规范党组织的工作、活动和党员行为，保证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，是党员的行为准则，而这个行为准则自然也是以不能违反国家法律为最高准则的。

例如，201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。不仅要自觉学法、尊法、守法，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，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，也要切实改变权力迷恋和大包大揽的情况，将执政履职思路彻底转到法治轨道上来。同时还要认识到，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法律，但如果从法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规则，法在本质上要靠组织成员的内心认同，法本身具有公共性、规范性、普遍适用性等特征来看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也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。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不同在于：一是性质不同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》，党内法规指的是：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、中央各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、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，它是党的自身管理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如果党内法规执行得好，法律法规能得到较好遵守，法治建设就能顺利推进。而国家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需要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的事情，在这些亟须规范的领域，在宪法框架内遵循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、基本精神制定一些相对灵活的党内法规，由此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行为，规范国家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，可以起到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，同时为国家立法提供重要实践参考依据，在今后条件成熟时转化为国家法律，做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，从而能够有力地发挥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保障作用。

如果党内法规执行得不好，法律法规的权威也就树立不起来，依法治国也就无法实现。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对一般公务员的要求要严格得多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志改革开放，献身现代化事业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。

如果不能遵守党的规章制度，那么，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党员，党组织也就降格为一般社会团体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无从谈起。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依靠严格的党内法规才能使自己不同于一般群众、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。